子仪按：五十年前的今天，陈梦家自杀身亡，注意是9月2日，而不是被以讹传讹的9月3日，详情我都记录在《陈梦家年谱》中。

陈梦家，年4月20日生于南京，祖籍浙江上虞。早年他是新月派后起之秀，是闻一多、徐志摩的得意门生，当他还不到二十岁，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因《梦家诗集》的出版而一举成名。后来他转入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任教，四十年代他在美国为搜集青铜器资料而出入各大博物馆、大藏家之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甲骨文及殷商史、商周铜器及铭文、汉简及汉代西北史地这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和《汉简缀述》，达到了治学上的高峰，至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的交游又及其广泛，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器重他，西南联大教授钱穆、朱自清、吴有训、王力、潘光旦、金岳霖等与之友善，他与考古学家夏鼐、曾昭燏、董作宾、马衡及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等交好，与收藏家王世襄、张珩、张伯驹、谢稚柳、丁惠康、谭敬及美国的卢芹斋等交往颇多，对于史学界前辈如徐森玉、王献唐、于省吾、容庚等，陈梦家都非常尊重，还有如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图书馆学家袁同礼、书法家启功等，相互之间留下很多往来书信。因为陈梦家才情高傲、性格直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年9月2日在“文革”中受迫害至死。

今年是陈梦家先生诞生周年、逝世50周年，现选取陈梦家南京时期的创作和社会活动成文，以此纪念陈梦家先生。

一

中学时代，陈梦家开始了他人生的社会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最早的社会活动，当属参加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各地举行追悼活动，在一个雨天的公园，陈梦家参加了南京举行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有一位戴银边眼镜的剃了光头的小四川人站在台上作长长激烈的演说，“雨愈下愈下，他的嗓子也渐渐提高，每一个听众的脚在泥水里种了根，我们全淋湿了。”[1]小四川人号召台下的人和他站在一条战壕里，很多人真的和他站在了一起，可是不久他自己却变了方向，而且听说他死了。追悼会回来的路上，一位无锡的朋友低低地告诉陈梦家，他也暗暗地加入了国民党，并且让陈梦家也去参加，“你也应该进去。聪明的现代人知道在旧旗子快要落下的时候，抢先去归属一面新的旗子，你会知道日后的大方便仅仅在于这一试。虽然是冒险，但是流血的人多着呢，这也不过如像彩票的投机一样。”[2]陈梦家看到他这种投机的色彩，并没有理会。

虽然陈梦家不曾参加过什么党团组织，但他却参加了一个小社团，小社团中各类人混杂相处，后来知道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等都有，不料因此他被当局和学校误会。“不幸我在那时候（中学时代）竟给人认为一个拿新旗子的人，一个危险的小人。那原因是我们曾经集成一个小会社，各色的人都有，我们没有共同的旗子，只是“新”是每一个人的表记。我们出过十几期周报，可怜我那时候只为每星期应份分担一部印费害怕我的姊。我是从那时起开始写文章，并且和一般后来变成危险的人物交往。”[3]中学时代，产生了陈梦家的处女作，他开始了写文章写诗，那时的诗都是些无格律的小诗。那十几期的周报，不知叫什么名字，现在又不知道流落何方了。

周报只办了十几期，时代的纷乱过早地打碎了他们年轻的梦，一会儿是北代战争，一会儿是“四·一二”政变，这使得他的朋友，有的亡命在别国，有的死在刀锋下的，有的关在监狱里发胖了。陈梦家自己，则被误解了，差点被学校开除：

有一回，我被人疑为乱党的。那是在中学将要解体的那一年（民国十五年）舍监先生请我去（这位欢喜喝酒严厉的老舍监，后来死了，他真是一个好人）。他把门锁起，告诉我警察厅搜到一本名册，那上面有一个姓陈的，他说是我。“你年纪青”，他温和的说。“把一切实情说来罢，我们会饶恕你的；说，你在国民党里担任什么？”……这学期的终了他们评定我应该开革，我不晓得可是为这原因。

事实上，陈梦家班上另一位姓陈的山东人，白天是“国家主义者”，晚上则变成“革命党”，这位山东人和另一位只在晚上出没的革命党人湖南人是朋友，而湖南人认定陈梦家是他精神的朋友，故此陈梦家发现自己被当局误以为是革命党了。

年初春，在南京一所的中学[4]，因为战事，同学没有来，陈梦家一个人病倒在中学的楼上。

白天，一个斋夫来打一会水就不再来了。上帝保佑我，我的隔室住了唯一的一个小人，每回他到我房里来，在我床上挂着的一块有名的“桥林大干”上用刀割下一片吃，每回他吃了一片就为我去取水，我在床上大烧大昏。但是晚上，我的好香干不能引诱他来，他老早上床睡了。只有那位湖南人，他是晚上出来的勇士，他来为我洗身，带一些水果来。这些可感的举动，使我喜欢他；他劝我病好了去赴他们的会：“时局紧极了，你晓得！我们预备动，你老早是我们精神的同志，不会不答应加入我们的常会的罢”？我不会拒绝我答应他明天就去开会。这位有狐臭的湖南人得意的去了，他握我的手说：“明天一准”！这样一个明天，许是影响我一生的大关键，我不能想了。但是上帝没有把这样伟大的明天交给我，他给我的明天是我回到上海的家了：父亲催我回去，我的姊一定要我离开南京。

就这样，陈梦家一度离开他寄住的南京三姐家，回到上海父母的家里，他做起了父亲的书记员，每天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基督教的编辑部广学会，每天他为父亲誊写几千字，编辑广学会办的杂志《明灯》。

北伐军逼近上海。为配合北伐进军，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闸北一带最先和北洋军阀交战，陈梦家一位同学名吴光田，就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被奉军砍死。

起义工人总司令就住在陈梦家的家所在的胡同里，他佩着两支手枪带着四名护兵，每天坐马车到总司令部去，陈家的门口突然多了八名工人兵保卫。陈梦家看到，斧头镰刀的红旗子各处飘扬。“四·一二”政变之后，家门口的这些工人都不见了，红旗子被扯下，形势逼人，禁止红颜色，有一些人被发现草帽里有一根红线就被杀头了。

年6月，陈梦家回到同样是白色恐怖的南京，各处又听到杀人的消息。陈梦家关心那位湖南人，去他的旧寓找他，后来得知，因为他是共产党首领，将被处极刑。

我到南京正是六月的太阳烧人的时候，各处又听到杀人的消息，他们正在清理杂色的旗帜。我很关心那位湖南同志，人说革命军进城他成了要人了，但是我去他的旧寓找他时居停主人不许我提他的名字。“先生，你晓得这是要杀头的”，他说：“谁提到这位名字就是罪名，因为他是乱党。”我悄悄的出来，像是去到里面租房似的，对门显赫的一处警察分驻所，我明白这意思。就在不久，我去参加某一处要人的演讲大会，在旁人看的报纸上，我发现大大几个黑字：“某人，共党首领，已拘获将处极刑。”我害怕了，好像我有罪一样，我确是犯了罪，一种该杀头的罪，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说过我们是精神的同志。幸好这时清理乱党的法子是搜查有没有红线或红书，绝不在人心上去搜查小红旗子的。我虽然没有任何旗子。怕这“害怕”会被人定为罪名的，所以我对自己说：“要说不认识这位精神的同志。”一些聪明人居然用我的愚蠢法子得到官位。[5]

二

年9月，陈梦家在中学未拿到毕业证书的情况下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法律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堂，年改两江师范学堂，年辛亥革命后停办，年在原址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年更名国立东南大学，年更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年又更名江苏大学，同年再更名国立中央大学。为行文的方便，这里统称为中央大学。

陈梦家住在大学的男生宿舍，一处名叫小营的地方，周围是一片营地，小营室是他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地名。小营这片土地给他带来很多遐想。

这时的闻一多正在这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英美诗、戏剧和散文。年冬天，在大学隔壁的单牌楼过家花园闻一多寓所，陈梦家第一次拜会他的老师闻一多。三十年后，陈梦家回忆起他初次见到的闻一多：“他的身材宽阔而不很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着一双北京的黑缎老头乐棉鞋。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口唇，衬着一付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又和谒的。”[6]显然，闻一多留给陈梦家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以致三十年之后陈梦家回忆起来，细节依然清晰如常。

闻一多在年秋离开国立中央大学前往武汉大学，他只做了陈梦家一学年的老师，但正是这一年的时间，奠定了两人一生的关系。毫无疑问，南京时期，陈梦家是闻一多最得意的学生，后来在青岛，则是最得力的助手，后来在昆明，又是最亲密的同事。

在这之前，闻一多已经出版了《红烛》《死水》，于是，格律化的新诗开始影响陈梦家，“十六岁以前，我私自写下一些完全无格式的小诗，又私自毁了。十七岁起，我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7]这时的陈梦家开始用笔名陈漫哉发表诗作，诗《可怜虫》发表于年1月14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18期，据陈子善教授考证，这是目前发现的陈梦家最早发表的诗作。不久，陈梦家又在《京报副刊·文艺思潮》发表三首新诗，如《一个邻居的弗兰克林》、《复成桥》、《痛歌：悼一一二二惨案死者》，在国立中央大学反日救国运动大会编辑的《国难》发表《夜闻》等。在这些诗里，依稀可以找到一点往日的思想痕迹，毕竟，年轻的血管里奔流的是沸腾的血液。

年1月，陈梦家创作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首小诗《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清新、自然，散发着有着无限的生命动力：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这首诗写于南京鸡鸣寺大悲楼阁。鸡鸣寺是陈梦家喜欢去的地方：“我记起鸡鸣寺，平常三两天去一次，和尚会为我泡顶浓的绿茶，无论在寒天，在炎日，落雨或飞雪，我都会孤零零地去坐半天，想。我尤爱冬天下大雨时躺在中间炕上烘火，看窗外的天，直到天黑，月亮照在雪地上依然是亮亮的。我度过不少疯子的日子，在雪泥当中摔跤，睡在满是雪的台城上。我回到家，母亲笑我一件穿了十天的长裳的后摆冰成一块硬板了。”鸡鸣寺、台城、玄武湖直至中央大学的小营，南京古城给陈梦家带来梦幻般的诗情。

这之后，陈梦家不断有诗和散文、小说问世。

三

年5月，陈梦家结束了一次恋爱。

关于他的这次恋爱，具体情况其实并不太明了，但是一年之后，由于一个偶然因素，促使陈梦家多次在他的诗文中提到这次恋爱。

这个偶然因素源于一个露水的早晨。

年5月的一个早晨，陈梦家走出门，经过一个池塘，走过一座桥，来到一个整齐的花园。春天的花园中，冬青树碧绿，玫瑰、紫藤、木蔷薇、白绣球花等开满了花，飞鸟在天空中又飞又叫。一派春天美丽的景象。这时陈梦家看到，“白的大绣球开着满树，从远处我隐约看见一点红围巾的颜色。”

于是陈梦家好笑起来：“看着白绣球花躲着的红围巾，我好笑起来。这样好的五月的早晨，香的花，新鲜的露珠，鸟的声音。”这句“好笑起来”，是否意味着这情景对陈梦家多么熟悉，这情景令他想起去年的五月，一个女人曾经做过同样的事，用红围巾给花藤扎彩。这似乎是对一个人的暗号，表明这个女人对某个男人的心动或者相约，但显然，这些不是为陈梦家安排的，于是陈梦家写下《露水的早晨》，这首诗在收入《梦家诗集》时改为《露之晨》：

我悄悄地绕过那条小路，

不敢碰落一颗光亮的露；

是一阵温柔的风吹过，

不是我，不是我！

我暗暗地藏起那串心跳，

不敢放出一只希望的鸟；

是一阵温柔的风吹过，

不是我，不是我！

我不该独自在这里徘徊，

花藤上昨夜是谁扎了彩；

这该是为别人安排。

我穿过冬青树轻轻走开，

让杨柳丝把我身子遮盖；

这该是为别人安排。[8]

回过头来再看他的散文《五月》，他在年5月17日的一个雨夜不经意地写下这些文字，仿佛是给这首《露水的早晨》作了一个注解：

现在我是一个人了，我记得清楚去年的五月，这五月的园子里，我是曾经触破我的手摘过一朵花给一个人的，她是走了。看到花比去年长得更好，露水又新鲜的，虽然有点子凄凉，但不曾落泪。想到隔几天刮一阵风下大点子雨我会快乐起来，地上一定掉满玫瑰的瓣子，而憔悴了。

……

我完全虚空的回来，却是异常轻快。坐在我的椅子上，吐一圈圈的烟。忽然我想起那愚蠢的小女人，她一定在灯光下埋怨我了，她的心里刻着我薄情的符号。实在的，一切浅薄的笑和肉的闪动使我厌倦了，我连一点兴趣也没有来玩弄女人的青春。让她对更好的对手，在相互欺骗中完成那一幕喜剧。我的职务在监守我的秘密，等到那可以买卖的心拆开她花花绿绿的包纸和商标时，我必得分手。说一声再会！

因此我离绝了这个小女人，她不曾严守她小灵魂的秘密，全盘的用各种丑的手术想掩饰那浅薄的心，我早看清了。让她去伤心，不问她诅咒我成什么样子。她用一个平常的商人的目光来和一个心的富有者论价，那一定要失败的。这些在灵魂上患贫穷病的人，不在她们的眼泪上估量价值。[9]

所以陈梦家又说，“这该是一个多好的早晨，紫藤花和木蔷薇都开着，而这应该不是一个人散步的地方。”不是一个人散步的地方，那应该是适合两个人谈恋爱的地方。

在年8月给方令孺的信中，陈梦家也说起过这次恋爱：

“露水的早晨”是一个春晨，露水挂满小园的冬青树上，我一个人走在那儿，看见白绣球树下坐着一个女人——那人我记起，曾经在深夜我一个人徘徊在这寂寞的小园中时，听见过她的情话，她的笑，我好伤心。[10]

应该是白绣球花躲着的红围巾，但如果对方令孺说红围巾，还得解释一翻吧，于是直接就说是一个女人——我猜想这是他不说红围巾的原因。

这次的恋爱早就过去，但在一年之后的年，陈梦家在他的诗文中一次次地提及，应该是那次恋爱对他的触动很大的，从“她用一个平常的商人的目光来和一个心的富有者论价”这句话来来看，似乎这个女子很看重金钱一类的利益关系——因为很多这样的因素打击了陈梦家。学生的时候的他，总是过于矛盾，他迷惘、他彷徨，还有着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冷静，于是他喜欢“逍遥在我的幻梦里。”

四．

陈梦家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的诗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诗友方玮德、方玮德的九姑方令孺和老师徐志摩又陆续走进他的诗生活。

大约在年的下半年，陈梦家和方玮德认识，自此，两人结为最亲密的诗友，后来一起成为后期新月派的中流砥柱。

方玮德，安徽桐城人，年9月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攻读英国文学。方玮德出生于桐城派世家，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喜爱文学，和陈梦家认识之后，两人相从过密。

桐城方氏主要有三方：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他们同姓不同宗。桂林方祖籍安徽休宁，宋末自池口迁桐，显达最早，人文蔚盛，桂林方取“折桂登科如林”之意，被称为县里方、大方，方以智、方苞、方孝标、方观承、方东美等名流大家皆出此支。被人称颂的桐城方氏，指的就是方苞所属的桂林方。

方玮德家族是桐城方氏中的鲁谼方，即小方，其始祖方芒由当时所属徽州的婺源走猎入桐城，定居于县城西北十公里的鲁谼山，因之得名，鲁谼方起初以打猎为生，又称“猎户方”。鲁谼方氏一门，诗书阀阅，出了不少名人，“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方东树的族弟方宗诚都是著名的理学家；方宗诚之子方守彝、方守敦都是书法家和诗人；方守彝的女儿方淑兰之子宗白华是著名的美美学家；方玮德是方守敦长子方孝旭之子，他和他的九姑方令孺同是新月派诗人；方守敦二子方孝彻之子方筠德，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方守敦二女方素娣之妇方瑞，原名邓译生，后来嫁给剧作家曹禺，方瑞的妹妹邓宛生，是音乐家，其夫卓明理，是作曲家，《草原之歌》就是他俩作词作曲的；方守敦三子方孝岳是位著名的学者，著有《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等，其子舒芜，现代文学评论家；方守敦五女方令完，建国后两次受高教部委派，前往东德和波兰教授汉语言文学。方氏一门大雅，由此可见。

方玮德住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上一个名叫文德里的地方，他三伯父（堂伯父）方孝冲家里。不过那时三伯父已去世，三伯母带着她的六个儿子住在那里。方玮德的到来，给伯母一家带来欢乐，几个堂弟非常喜欢这位表哥，尤其是年龄相近的双胞胎兄弟方琦德、方珂德两兄弟，这时正在读中学，以后双双考取清华大学，他俩与方玮德最为相得，堂弟方璞德就是后来的杨永直，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堂弟方琯德后来成为戏曲家，不过这时都还小。

来到南京的方玮德心情是愉快的，文学上，有知己陈梦家相伴，生活上，他还常喜欢到娃娃桥九姑方令孺家，和九姑一起散步、闲谈。方令孺是方守敦的四女，在大家族中排行第九，侄子辈都呼她为九姑。方令孺嫁到南京，曾随丈夫一起到美国留学。方玮德到南京读书时，方令孺刚从美国归来，但是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另娶外室长住在上海，她带着三个女儿住在南京娃娃桥丈夫所在的有着高墙大院的大家庭里，侄儿方玮德的到来，给她带来很多安慰。此时，方玮德表兄宗白华正在中央大学哲学系执教，方玮德和宗白华这两个年轻人活跃在方令孺身边，共同的爱好，给方令孺沉闷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后来，由于方玮德的介绍，方令孺也认识了陈梦家，从而激发了方令孺的创作欲望。

南京蔚蓝的天空里，诗歌的情韵在荡漾。

差不多同时，新月派灵魂人物徐志摩来到中央大学。那时的徐志摩，为了满足妻子陆小曼花费着巨额开支的奢侈生活，不得不多处兼职，他在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和中华书局编辑职务的同时，从年9月起兼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每周来中央大学讲课两次。方玮德正是外文系的学生，就这样，徐志摩和方玮德、陈梦家都熟悉了起来。

因为徐志摩的缘故，在年11月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9号上，陈梦家发表了诗《一朵野花》、《为了你》、《你尽管》、《迟疑》，四首诗都以陈漫哉的笔名发表。方玮德首次在《新月》上发表《海上的声音》等四首诗是在年4月。

《一朵野花》一经发表，陈梦家的诗名很快地传播开来了。有评论家认为：“野花的生存态度是诗人礼赞的生存态度。照诗人看来，被束缚在时间和空间范畴中的人类，无疑是同野花一样短暂与渺小，但，人类应该像那朵野花，不悲观，不自叹，珍惜生命的价值，在人生的生存搏斗中获得自我超越。这首诗虽然仅仅写了荒原上的一朵盛开的野花，但蕴含于诗中的却是一种向上的生命力。”[11]

这段时间的陈梦家，诗和散文创作不断，一些作品发表在《新月》杂志上，还有一些作品如诗《栖霞山绯红的枫叶》、散文《狱》和《某女人的梦》、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文论《文艺与演艺》等发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

年轻的陈梦家是幸运的，他先后成为新月派两大名家闻一多、徐志摩的爱徒，又有诗友方玮德为伴，文学的风帆犹如一轮新月已经高高张扬在星空！

陈梦家和方令孺认识是在年春天。年4月底或5月初，夕阳下的玄武湖上，方令孺经方玮德介绍认识了陈梦家。陈梦家给方令孺带来的是新奇，是喜悦，是感动。几个月之后，方令孺在给陈梦家的信里这样写道：“今年初夏，在玄武湖上看见你同玮德，都象春花一般的盛年在金色的黄昏中微笑……那天玄武湖的风景，可以象征我们的友谊，澹泊的光里，两个生命在波动，都向着人生直爽的路走，你想是不是？…….我非常欢喜认识你，这使我不致时时要用心机做人。向使全世界的人都大了，老了，我真不愿意在这世上多留一刻。”[12]玄武湖风光和陈梦家一起，直打动了方令孺一颗诗人敏感的心。

陈梦家的感受却要复杂得多，但对于落日下的玄武湖同样有着美好回忆，他在心里比较着上海家周围的环境：“上海是一团烟气，噪杂而且紊乱的，钻进我的陋小的杂乱的家，我有很多理由惋惜，在帐子里不会有好的梦，在玄武湖的落日里，给我一点对于人的趣味，在一种不快意的戏剧将要闭幕的时分，一种平安是意外的……在湖里一些有趣的谐谈，这常常是一个悲角的不关大紧要的插白，我有那心情看城头上的云彩和落日，那真不是我所能想到的。一种愉快把我另外装置在一个自然的诱惑中，我忘记了自己。”[13]多愁善感的诗人，他年轻的心里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忧郁和矛盾。

这年夏天，父亲病重，陈梦家多次回到上海家中。十多年来，父亲为《神学志》这份杂志付了太多的心血：“父亲那时用尽心力编辑神学杂志，这杂志是在教会内享有盛名的。于是他每晚极迟的睡，因失眠而得了严重的肝病几至于死。”[14]7月中旬，陈梦家陪父亲在杭州一个乡下荒山里度过五天五夜，父亲酷爱这个荒村，虽然病重，仍然来到此地。三年前父亲也到过这儿，那时可以飞步走。

大约此时，方玮德因割治副丸炎已经两度住院，医院。

维系着陈梦家和方玮德、方令孺之间的联系是书信，有一天，从乡下荒山里来到杭州城站火车站时，陈梦家致信方令孺，并要求念给病中的玮德听：“我从杭州一个荒山里正好要回上海。住得太闷，要死，五日五夜只是向天发愁，那里太荒凉，没有声息。早上，一点新的气象流来，上帝，我笑了。先是一种预感，在晚上我顶害怕，帐子掉下了几回。正好一辆汽车停在这蜿蜒的山道上，我哥和姊夫来了，我们赶紧收拾起东西，催促年老气喘的父亲回上海。可是他，太酷爱这荒村，不满十家人，他自己偏要受苦，这是命。病得太凶，我一个人守着他，整天整天的怕，没法。可好，我们要回上海，热闹，你想不想荒凉？你的信就在那一会转来了。”[15]

8月中旬，陈梦家一家搬家了，从天通庵搬到了沪西一个安静的小村，一个名叫桃源村的地方。在桃源村的家里，陈梦家收到方令孺九页的长信，拆信的时候，大风里吹过一路琵琶，在给方令孺的复信中，信前先写下诗《琵琶》。

陈梦家和方氏姑侄频繁地书信往来。不用说，方令孺和方玮德的信里都含着悲，方玮德的病，方令孺复杂的家事，这让陈梦家难过。有一次，他和朋友在霞飞路的咖啡馆谈诗，并且念海涅的诗，心情轻快，可是一回到家，看到南京飞鸿，心里又轻快不起了。

8月底，在沪西桃源村家中，陈梦家抄下他和方令孺的往返书信，并写下序文，结成以《信》为题的一组文字，正文用了《你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飞》的题目，发表在年底《新月》杂志第3卷第3期上。这些精美的文字，在当时产生的广泛的影响。

年9月初，陈梦家回到南京，此时方玮德也康复出院。大约在9月上旬，徐志摩应约来到方令孺家。那是一个傍晚时分，刚上灯的时候，陈梦家、方玮德还有一个“聪明的女孩子”，都在方令孺家等徐志摩。一年后方令孺回忆：

一会他来了，穿一件灰色的长袍，那清俊的风致，使我立刻想到李长吉杜牧之一班古代的诗人。我们登园后的高台，看河水印着暮云，志摩同我家老仆谈那一道古桥的历史。晚上我们都在橘子色灯光下围坐，志摩斜靠着沙发，在柔和的神态中，讲他在印度的故事。说，晚上睡在床上看野兽在月光下丛林里乱跑，又有獐鹿绕着他卧床行走。那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成年人的心——同孩子一样笑乐。门外有一架藤萝，他走了时候对我说：

“在冬天的夜里，你静静的听这藤萝花子爆裂的声音，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16]

另有一次，徐志摩、方令孺、陈梦家、方玮德等人一起畅快地游园，之后，他们还相约骑驴子上栖霞山看枫叶，可惜后来因为志摩有事在上海耽搁，栖霞山没去成，后来写信来对南京的朋友说，不要急，总有一天会偿还这餐红的宿愿的。

这时节，还有一位朋友名田津生，南京六合人，曾在辅仁大学、清华大学读过书，后来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四年级，是“一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头发经月不理，说话结结巴巴的，嘴里老含着烟斗”[17]这样一个人，但他对于文学很有深造，所以大家一起，也是非常投缘。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常任侠也是在这一年认识的。常任侠，安徽人，年作为特别生进入中央大学，大约年上半年，他通过宗白华结识了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等。常任侠也写诗，他和朋友组织了土星笔会，创办《诗帆》，后来也转入学术研究。

因为这些人——徐志摩、陈梦家、方玮德、宗白华还有田津生等人的出入，娃娃桥方令孺家及文德里方玮德的住处，渐渐成了一个小文会组织，陈梦家在《玮德诗文集》后记里说：“写这一卷诗时（十八年至二十年）我们都在南京读书，其时志摩先生每礼拜来中大讲两次课，常可见到；玮德的九姑令孺女士和表兄宗白华先生也在南京，还有亡友六合田津生兄，我们几个算是个小文会，各人写诗兴致正浓，写了不少诗。”[18]

诗兴正浓，陈梦家、方令孺和方玮德还设想办一份《诗刊》，不久，陈梦家到上海和徐志摩商量《诗刊》事宜，徐志摩很欣喜。后来陈梦家回忆说：“十九年的秋天我带了令孺九姑和玮德的愿望，到上海告诉他(指徐志摩)我们再想办一个《诗刊》。他乐极了，马上发信四处收稿；他自己，在沪宁路来回的颠簸中，也写成了一首长叙事诗----《爱的灵感》。”[19]

年秋，方令孺到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那时闻一多也到了青岛大学，徐志摩则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南京的氛围散淡了些，《诗刊》却要创刊了……

五

年秋天，陈梦家又有过一次恋爱。巧的是，他和方玮德爱上了同一个女孩。这次恋爱给他带来感情上的纠葛，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和方玮德之间的友情。

11月，陈梦家有了一次短暂的旅游，是到江苏的江阴，住在了刘伶巷的怡园，又游了适园，登上君山眺望长江，想到南京，想到同泰寺的钟、紫金山的云、台城的晚霞，想到南京的恋人。11月12日晨，于江阴作诗《秋旅》。因为恋人的牵挂，又匆匆回到南京。在大约年底创作的《不开花的春天》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到小城住了两夜了，一切都好，且静。我们宿在一家花园里，晨昏听到庙角上挂着的铁马儿在秋风里响，我是不能不回来了。”说得应该是事实。对照诗《秋旅》，有着相仿的内容：

庙殿四角上的幽铃清脆的响。

教心熬着难受；荒芜的适园

……

为你，今晨我得离开江阴：

江阴，多美一个死寂的古城，

长日长夜只是安详，只是静，

没有尘沙飞，没有烦嚣的市声；

在陈梦家回到南京后的十天里，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他和恋人之间，他和好友玮德之间。11月21日夜，于南京中央大学小营男生宿舍，陈梦家创作了长诗《悔与回——献给玮德》。为回应陈梦家，11月23日，方玮德创作同题长诗《悔与回——献给梦家》。11月25日夜半，陈梦家又作诗《再看见你》，诗里流淌着“春光一道的暖流”。

笔者很认同蓝棣之教授的分析：

从《秋旅》、《再看见你》、《悔与回》三首诗里可以见出一个爱情故事……这一段感情过程，按时间顺序来说依次是江阴秋旅，悔恨，最后是“再看见你”。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诗集里的顺序，是《悔与回》一诗，虽写在前，却放到后面去了。这大概是在编集子时，情况又有了变化，诗人想表明他最终又回到悔恨交加的处境。总之，青春期是躁动而不平静的，爱情故事也起伏无定，然而一旦写成了诗，文本就仿佛是永恒的了，而在诗人，这一切早就过去了。[20]

据说，赵萝蕤晚年时，有人曾问她，陈梦家的情诗是不是写给她的，赵萝蕤说是写给孙多慈的。郑重曾经拜访过晚年的赵萝蕤，在他的文章里，也说到陈梦家和孙多慈的恋爱：

他那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命，载着勃发的诗兴，写下了《秦淮河的鬼哭》、《炮车》、《古战场的夜》等富有现实意义的诗篇，同时也写优美抒情的爱情诗篇，在诗中表达了他爱的纯真，爱的真诚，爱的苦恼，爱的死去活来，这时他和孙多慈相爱，向孙多慈献上爱的诗篇。[21]

年春天，笔者曾专程到北京访方令孺的侄女方徨先生，她亲口告诉我的一件事曾让我大吃一惊：她同父异母的大哥方玮德也曾恋过孙多慈。不过吃惊之后，我理解了《悔与回》，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才有这两首同题诗的出现。也理解了一则发表在年8月19日《东南日报》上的消息，题目为《陈梦家方玮德复和》，那上面的字印得模糊，大致的意思是：陈梦家和方玮德同在中央大学时，喜写诗，因结识徐志摩，受到鼓励，常在《新月》发表作品，他们本来感情很好，后来因为同是追求一位女同学，各不相让，遂成情敌。毕业后，陈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研究，方往厦门大学任助教，彼此音讯断绝，最近那女同学与另一纨绔子弟订婚，于是彼此释然。陈贻方以长诗，且告之悔，方亦回赠诗，并说下学期往清华大学研究院求学，相见的机会正多。这则消息所说的时间并不准确，但对我们了解陈方之间当年发生的故事有些帮助。对照陈梦家和方玮德的《悔与回》，对照《不开花的春天》，我们不妨作个合理的推测：《秋旅》、《悔与回》、《不开花的春天》都和孙多慈有关，甚至陈梦家诗中多次写到的铁马的歌，也应该有孙多慈的影子。

孙多慈年秋作为旁听生进入中央大学，因为她是安徽安庆人，孙多慈的父亲把孙多慈介绍给同乡教授宗白华认识，又因为方玮德与宗白华的关系，由此孙多慈认识了方玮德。小说《不开花的春天》里，其勒的原型显然是方玮德，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初次相识在一个病室，他和她同去慰问其勒的病……这也很可能是真实的。不过，孙多慈很快得到了老师徐悲鸿的器重和关照，年12月，徐悲鸿以他自己和孙多慈入画，画下《台城月夜》。

约年底或次年初，陈梦家以这段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了自传体小说《不开花的春天》。《不开花的春天》分为自序、叙诗、信（上）、信（下）等几个部分，以书信的形式记叙了一个爱情故事的终结。这部小说于年9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说出版之后，反响极大，仅一年的时间就重版了了五次。

六

约年12月初，陈梦家和方玮德的同题诗《悔与回》由诗刊社出版。12月10日，在青岛的闻一多写信告诉朱湘、饶孟侃《悔与回》出版的事，并且高度评价他的两个学生说：

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的发现，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便拿《新月》最近发表的几篇讲，我的门徒恐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着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明吗？

……

仿佛又热闹起来了。梦家、玮德合著的《悔与回》已由诗刊社出版了。大约等我这篇寄到，正式的诗刊就可以付印。[22]

12月29日，闻一多致信陈梦家，继续对《悔与回》的称赞，即是后来的《论悔与回》：

《悔与回》自然是本年诗坛最可纪念的一件事。我曾经给志摩写信说：我在捏着把汗夸奖你们——我的两个学生，因为我知道自己绝写不出那样惊心动魄的诗来，即使有了你们那样哀艳凄馨的材料……

玮德原来也在中大，并且我在那里的时候，曾经与我有过一度小小的交涉。若不是令孺给我提醒，几乎全忘掉了。可是一个泛泛的学生，在他没写出《悔与回》之前，我有记得他的义务吗?写过那样一首诗以后，即使我们毫无关系，我也无妨附会说他是我的学生，以增加我的光荣。我曾托令孺向玮德要张相片来，为的是想借以刷去记忆上的灰尘，使他在我心上的印象再显明起来。这目的马上达到了，因为凑巧她手边有他一张照片——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愉快！现在我要《悔与回》的两位诗人，时时在我案头，与我晤对，你们可能满足我这点痴情吗？[23]

闻一多这样的欣喜，他要来陈梦家和方玮德的照片，从此他的案头上，多了两位年轻诗人与其默默交流。

由于众人的努力，年1月，由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终于创刊了！这个刊物，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继朱自清、俞平伯等创办的《诗》、徐志摩、闻一多等创办的《晨报.诗镌》以后第三个专门发表诗作的刊物。《诗刊》的创刊，普遍认为，这是后期新月派形成标志。《诗刊》创刊号上，汇集了后期新月派的强大阵容，孙大雨、朱湘、闻一多、饶孟侃、方令孺、陈梦家、方玮德、梁镇、俞大纲、沈祖牟、李惟建、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等。陈梦家诗《悔与回——献给玮德》、方玮德诗《悔与回——献给梦家》及陈梦家的另两首诗《雁子》、《西歌行》，同时刊于《诗刊》创刊号。

徐志摩还一再强调，《诗刊》缘于少数几个朋友的兴起，在《诗刊》创刊号的前言中他说：“现在我们这少数朋友，隔了这五六年，重复感到‘以诗会友’的兴趣，想再来一次集合的研求。”[24]在《诗刊》第二期的前言中又说：“《诗刊》的印行本是少数朋友的兴会所引起；说实话我们当时竟连能否继续一点都未敢自信。”[25]这少数几个朋友，正是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等人。在《诗刊》创刊号的前言，徐志摩并且交代：“本期的稿件的征集是梦家、洵美、志摩的力量……校对是梦家与萧克木君。”[26]道出了陈梦家在《诗刊》中所起的作用。

同在年1月，陈梦家的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也出版了，新月书店初版，徐志摩题签。诗集共四卷，收入作者年到年的诗作四十首，另加序诗一首。《新月》上的《梦家诗集》有过这样的广告：“这是一册最完美的诗。其影响一方在确定新诗的生命，更启示了新诗转变的方向，树立诗的新风格。这集诗的特长，在形式与内容的谐和，是正如德国哲人斯勃朗格尔所说：最高的形式即是最圆满的表现。这诗集将是最近沉默期中的一道异彩，是一册不可忽略的新书。”[27]

《梦家诗集》的出版，让陈梦家名满天下，也引来当时的文坛领袖之一的胡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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